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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牺牲多壮志回忆我那在隐秘战线拼杀一生

来源:反渗透 时间:2022/12/19

我不是孤儿。

但我从出生,到会走路,会说话,会叫爷爷奶奶爹爹婆婆嬢嬢姑妈叔叔阿姨,却从来没有人让我叫爸爸妈妈老爹老娘。

从我有记忆以来,我都是跟不同的叔叔或者嬢嬢(武汉地区对阿姨的称呼)以及一个非常特别的、被其他人告诉我这是我家老爷子的叔叔生活,另外还有一个特别奇怪的嬢嬢,也偶而和我以及我家老爷子住一间屋子,但她无论在什么场合都是让我叫她嬢嬢。

慢慢地,我感觉到了,我家老爷子就等于其他小伙伴们的老爹,而那个特殊的嬢嬢,就等于我的老娘。

我只是不明白,干嘛他们不要求我像其他小伙伴一样,直接叫他们爸爸妈妈呢?

记忆中,我是在某个托儿所长大,周围有很多年龄差别不大的小朋友,有保育员、阿姨、老师和园长,有叔叔伯伯爷爷奶奶,还有解放军。

后来我隐隐约约听大人们说到,我们那个地方是军区司令部什么什么保育园。

那个地方并不是随便哪户人家的孩子就可以呆的地方。

我之所以是在那个保育园长大,原因是我家老爷子就是曾经威名远扬的老八路。

不过老爷子出身并不怎么根正苗红。

我爷爷是资本家。

而且是在汉口、武昌、沙市、宜昌都开了好几家中药房的富商。

而且还是娶了三房姨太太的大老板。

而我家老爷子就是我爷爷三姨太的大儿子。

作为我爷爷最宠爱年纪也最轻的三姨太也就是我婆婆(湖北方言里奶奶的称呼),嫁到金大老爷家不到一年,就因为生了我家老爷子而地位攀升,拒绝了去武昌和老爷的大太太共同生活,单独留在了宜昌,所以我家老爷子以及后来添了一个弟弟(我三叔)、一个妹妹(我小姑妈)都是在宜昌长大。

后来在国军宋希濂部做军官的我大伯跟随部队调防也到了宜昌,我爷爷也带着一大群“下人”搬家到了宜昌。而爷爷的大太太、以及大太太名下的2个姑妈继续留在了武汉,二奶奶则带着她名下的我三姑妈搬去了沙市。

抗日战争年代,我大伯的部队朝天打了几枪漫无目标的开了几炮就把宜昌城丢了,我爷爷带着我婆婆和三叔一起投奔大伯到了石牌、三斗坪一带。

而我家老爷子却不甘心就这样被鬼子兵撵着跑,他独自一个人留在了城里。

这个从小就和生父我爷爷、他大哥我大伯那种温良恭俭让的性格决然不同、敢和私塾先生叫板、见了大妈不作揖磕头、拒绝穿长袍马褂的叛逆公子,在金大家族一直就是那么特立独行。

他最不服的,就是没机会像大哥一样碰到革命军北伐而进了军校然后出来穿上了二尺半,七混八混到抗日战争爆发前已经挂上了上尉军衔,而且还是中央军,屁股后面还跟背盒子炮的马弁,走在街巷人人羡慕。

但平时那么体面威风的中央军,和日本人交手却是隔着几十里地部队就屁滚尿流的跑到山里去了。

他痛恨鬼子兵,决心要活的像个男人。

某天还真让他逮到一个机会,一个放单了的鬼子兵被蓄谋已久早已准备充分的我家老爷子盯上,跟踪到僻静小巷就要擦肩而过的一刹那,我家老爷子扬起劈柴的斧头,只一下,就把鬼子兵的头给开了,连哼都没有哼出来。

颇有心机的老爷子不慌不忙搜了一下鬼子兵的口袋,没有找到枪,但有个小本子,还有香烟盒,有几块银洋,他如数照收,当天夜晚就出了城一路奔当阳而去。

经过两天三夜的折腾,他很容易的找到了香炉山抗日游击队。这是我党领导活跃在当阳一带的抗日武装,领头的是一位巾帼英雄。见到刚满16岁的我家老爷子,女游击队长非常满意,二话不说给了一杆用粪叉改的扎枪,一把锋利的短刀,一条牛皮带,我家老爷子就算成了游击队的战士。

加入游击队后,平时的训练并不很紧张,偶尔出动也是打小伏击,或者劫道、惩治维持会汉奸,没有什么正经的仗打。

老爷子觉得憋屈,闹着要去找主力,被女队长训了好几次,却依然不停地提要求。

队长也许是不厌其烦,也许是真心为了出息这个小伙子,通过地下交通线,很快把我家老爷子送到了在河北河南鲁南一带活动的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

老爷子领了一顶军帽,两颗手榴弹,连扎枪都没有,短刀还是从游击队带过去的,就这样成为了八路军主力部队的一员。

老爷子看着战友们肩上的各种枪那个羡慕啊,但也没有办法去抢,只能是在训练时、站岗放哨时轮换借来过一下枪瘾,入伍前三个月一颗子弹都没有打过。

终于 次战斗任务下来了,老爷子激动的睡不着觉,被班长用鞋底抽了脑袋,只好紧闭双眼装睡。迷迷糊糊刚睡过去,就被旁边的老八路推醒扎上皮带别上从游击队带来的短刀拧着两颗手榴弹就跟随队伍出发了。

一路上真的是静悄悄的,偶尔队伍前后隐隐约约传来压抑的咳嗽声和各种口令,也淹没在风吹树叶和虫子鸣叫的大合唱中。

到了伏击地点,在老兵帮助下,我家老爷子从头上到身上被一堆现场挖来的灌木植物覆盖了。班长爬过来交代了几句,意思不要乱动,手榴弹要等敌人走近了尽量往人多的地方扔,没有命令不准冲出去等等。

几个连队就这样悄无声息地伏在几道山梁上,静静地等待佛晓来临。

有一阵子,老爷子犯困,一下子就迷糊睡着了,再猛一睁眼,太阳已经从山沟里爬到了半坡,旁边的老兵见他醒了赶紧给他递眼色叫他不要动,他还是悄悄挪了一下手脚,感觉地上的潮水把衣服都沁湿了。

又熬过了老半天,感觉太阳已经可以烤到肩膀的时候,山沟里有了动静,山脚下的羊肠小道上出现了两个戴钢盔的鬼子兵和半个班的伪军,他们沿着山路摸摸索索走进了山沟。这是老爷子 次在战场上看到日本兵,距离最近的时候差不多不到米,钢盔的反光甚至很刺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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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爷子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手榴弹都给攥出了水,人也不由自主地发抖。

老爷子不止一次给我讲过他当年 回参加战斗发抖的事,而且还说这种发抖并不是害怕,但就是遏止不住,一到临战看见敌人就会发抖。

慢慢的敌人大部队沿着小路上来了,老爷子紧张的通过伪装间隙数了数,看见大约不到20个鬼子,另有10几个伪军,然后就是4、50个挑夫,在鬼子和伪军催促下艰难地负重前行。

老爷子一看见敌人队伍都进了沟,知道战斗马上就要打响,突然感觉自己一下子放松了,除了手脚冰凉,再也不筛糠,就等着命令往山下冲。

刹那间,对面山梁鬼子队伍身后的上方一声清脆的枪响,那些挑夫老百姓就像石头砸进鱼塘的鱼群一眨眼都扔下担子跑了个一干二净。鬼子兵反应非常迅速,他们立刻分成两拨,一拨扛了两挺机枪往老爷子这边的山坡上爬,另一部分成散兵队形往枪响的地方快速包围,并嚷嚷着让就地伏倒的伪军赶紧爬起来跟他们往两边山梁上进攻。

老爷子埋伏的地方距离鬼子机枪阵地只有大约一百多米远,鬼子两条机枪形成交叉火力对两边的山梁进行火力覆盖,然后鬼子兵端着上了刺刀的三八枪队形散开的就往山上跑来。

随着鬼子机枪的密集爆炸声,两边八路军杂七杂八的枪声也打响了, 轮排枪过后,鬼子就倒了三、四个,但其他鬼子冲锋的速度丝毫没有受影响,倒是伪军一个不剩的全部就地卧倒噼里啪啦朝八路军阵地开枪。

八路军这边就山沟两头各一挺机枪,而且都没有打扫射,全是在紧要关头来几发点射。相对鬼子两挺伪军一挺机枪泼水式的扫过去扫过来,整个山谷里其实没有几声枪响属于挑起战斗的八路军。

但毕竟八路军人数和地形占优,在指挥员组织下,鬼子的三挺机枪都被神枪手压制住了,不能形成连续火力。这时候八路军开始冲锋了,老爷子举着手榴弹跟着班长朝最近的鬼子兵扑过去。当时的局面基本上一个班去对付一个鬼子,双方距离越来越近,鬼子兵开始还时不时停下来朝居高临下的八路军放枪,后来一是跑的气喘吁吁端不稳枪,二是一停下来反而会成为打掩护的八路军神枪手的靶子,所以大多数鬼子兵在断断续续的机枪火力掩护下,嗷嗷叫着准备和下山的八路军拼刺刀。

老爷子一再强调说,鬼子兵确实勇敢顽强,他们班逼近的那个鬼子兵,一条胳膊已经挂了花,但他依然牢牢端着枪左跳右蹦地迎了上来,丝毫没有退缩的样子。

班长冲在最前面,距离鬼子兵还有20米左右的时候,一串机枪子弹打过来,班长一下子扑到了。

老爷子以为班长光荣了,顾不得多想,找了个石头靠着,一颗手榴弹朝鬼子打去,轰的一声鬼子倒在硝烟中。鬼子机枪马上就扫过来了,几个老兵立刻找到隐蔽点然后找机会朝鬼子机枪阵地开火,就在鬼子换弹匣的间隙,班长趁机一下子窜了起来,连滚带跳到了受伤鬼子跟前,一刺刀扎在鬼子身上,然后捡起鬼子的步枪,一回手扔给了正跟着班长冲锋的我家老爷子。

这时候鬼子三挺机枪只剩下一挺还在对面山坡上叫唤,整个山沟里还活着的几个鬼子兵都至少有我们7、8个八路军去对付一个,剩下的伪军离我们近的已经举手投降,远一点伏在沟里的也基本不敢再放枪,一次漂亮的伏击战结束了。

事后清点,我军5人受伤,其中一人被机枪打断一条腿,算是最严重的战斗损失。

鬼子兵方面,18个战死,一个重伤不治,在抬回来半路上也挂了。伪军跑掉7、8个,俘虏7、8个,剩下全被打死掉。

缴获方面,机枪两挺(另一挺可惜炸坏了,但指挥作战的团参谋长依然叫人把残枪也收拾了打包带走),还有掷弹筒两具,三八步枪好的坏的差不多30条,王八盒子1把,驳壳枪2把,还有就是老百姓挑夫运送的军服被子粮食 等物质。

我家老爷子参加八路军 次战斗就干掉一个鬼子兵。缴获了一支三八枪。虽然枪背带被炸坏,枪机也有被崩卡死了,但拿回去一修,根本不影响使用。

老爷子参加主力部队打了 仗就缴获了一支三八枪,自然是高兴的爱不释手,白天行军扛着,夜晚睡觉抱着,连续2天2夜,走了多里,才到了一个新的驻扎地。

这里是一个多户人家的大村庄,部队按班、排号了房子,稍事整顿后,连夜就召开了战斗总结会。

老爷子受到重点表彰,连长还特意拿了一双崭新的布鞋和一朵手绣的小红花来到他们班,让班长把红花别在老爷子胸口,那双新鞋也让老爷子换上。

散会时,连长交待班长,今晚让老爷子抱着枪好好睡一觉,第二天一早把枪拿到连部去,要统一上交到团里。一是拿去修,二是,这次打援的部队消耗和伤亡都比较大,不像打伏击的连队伤亡小还有缴获,所以上级决定大部分的缴获要拿去补充兄弟部队。

老爷子刚被表扬的晕晕乎乎,这一下就掉到了冰窟里,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

但八路军就是这样,一切行动听指挥,一切缴获要归公,没有讲条件的余地。

第二天一早,老爷子把擦的干干净净的三八枪亲自背到连部,双手交给了连部通讯员。

参过军了,打过仗了,真刀 和日本兵拼过命了,但一眨眼,除了头上一顶军帽,腰间一条皮带,身上再也没有任何八路军主力部队战士的痕迹。

接下来是连续几十天的学习和练兵。

老爷子是5岁多就随师门学艺,请的有私塾先生,读的有医书和家传医籍,还练了童子功。在八路军部队,老爷子就是文化教员,一面教战友们识字读书,一面自己也接受阶级教育和政治培训,读各种红色小册子。

练兵方面更是面面俱到,队列、出操、刺杀、瞄准、秋千桥、单杠各项科目老爷子都是连队明星,成了班里的大红人,经常被班长偷偷在伙食上开小灶。

终于到了实弹打靶那一天了,这将是老爷子平生 次真正打枪,头一晚又是激动的半宿没睡。

当时是没有胸靶这些玩意的,老爷子他们实弹考核用的都是木头、泥巴、瓦罐什么的弄个形状摆在米开外做射击目标打靶,更可怜的是一个人竟然只有一发子弹。

苦苦练了几个月,就为了听这一声响,大家依然还是情绪高涨,靶场上的欢呼声一阵高过一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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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到老爷子时,目标是一顶鬼子兵的破钢盔,老爷子干脆利落的装弹顶火瞄准击发退弹壳,全过程也就三秒钟,根本不像 次打枪的新手,倒十足像个枪王。

和几秒钟之前相比,那顶倒霉的破钢盔上,又被穿了一个眼鼓了一个大包。

老爷子再次为班里争了光,回到营房,全班凑钱找老乡买了一只鸡,炖了一锅香喷喷的鸡汤,就着山芋、糊糊,热热闹闹开了个庆功晚宴。

不久后,秋粮接近成熟了,上级命令部队一分为二,一部分组成护秋队,负责秋收警戒和作战;另一部分组成抢收队,帮助老乡颗粒归仓。

本来老爷子因为没有枪,只能进抢收队,但因为训练成绩突出,枪法又好,连里把抢收队那边的一支七九步枪3粒子弹暂时调剂给了老爷子,同时调剂过来的还有2套打了好多补丁的旧军装。

当兵快一年了,老爷子才终于有了一身军装,和一条属于自己保管的钢枪。

部队很快拉到冀中平原帮助老百姓护秋,这期间虽然没有捞上大的仗,但小型战斗很频繁。因为部队和民兵几乎把驻扎鬼子的村镇出口道路都挖断了,还筑了壕沟、掩体,鬼子兵一出动就打,铁桶里放鞭炮加各种土枪土炮为主,夹杂着几杆神枪手里的真家伙,鬼子兵根本分不清面对的武装到底装备的什么火力,在没有援兵的情况下,总是一出炮楼就丢下几具尸体灰溜溜地退回去。

老爷子的3发子弹很快打完了,他确信至少报销了2个伪军还打伤了一个鬼子,但问题是这种打法没有缴获,手里的枪又变成了烧火棍。

上级很快知道了这个情况。但是当时战斗部队都缺枪,战士离了枪都打不了仗,不从敌人手里去缴获,又能从哪里给我家老爷子找到一杆枪呢?

令人感动的是,当地区小队一位副书记手里有一长一短两把枪,他知道部队上有位神枪手有枪没弹杀敌无门的情况后,决定将自己缴获的一支三八步枪支援主力,另外还从每个人牙缝里挤出来凑了15发子弹,一起送到了护秋队。

老爷子就凭这把枪,凭着部队战友在子弹方面对他无私的支持,在整个护秋战斗中,前后打死打伤抢粮鬼子、伪军、和前来搜集情报搞侦察的汉奸特务一共20多人。其中有一个鬼子兵是老爷子故意将他放近到20米内才开枪打死,然后老爷子冒着对方歪把子的扫射,赤手空拳翻出掩体捡回来一条三八枪!

老爷子的事迹很快上报到一一五师总部,经锄奸部首长推荐、罗荣桓政委亲自审定,我家老爷子被充实到师部直属特务团。

到了特务团,罗荣桓政委 次见到我家老爷子,就一眼相中,让他去了锄奸队,专门从事内部锄奸和总部首长安全保卫。

然而老爷子对离开战斗部队捞不上大仗却一直耿耿于怀。直到后来山东八路军部队全部划归罗政委统一指挥后,才凭着他和罗政委的交情,以武装工作队锄奸分队队长的身份,率一支精干队伍,每人配备长短双枪一把大刀四颗手榴弹挺进山东河北交界一带。

在抗日战争 阶段,老人家率部浴血奋战,大大小小的战斗不下次。期间老爷子多次负伤,肋下和肩部两处枪伤,身体里前后取出过10几块迫击炮、手雷的弹片,但仍有残留弹片无法取出,结果致使老人家在70年代初期,因政治上遭受冤屈,情绪失控,旧伤复发,年仅50岁便不幸辞世……

伤感中。

年秋,我家老爷子跟随罗荣桓在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迎来了日本投降的胜利喜讯。

此时我们老家早已光复,我大伯父也荣升国军少校,穿上了将校呢制服。

当时我爷爷婆婆住在宜昌城内的民主路,通过大伯父的关系,爷爷又接收了几家日伪产业,家底更殷实了。

说实话,我大伯为人非常忠厚,而且特别讲究体面和军容风纪,在家乡街坊眼里是不折不扣“光宗耀祖”的大官。

听街坊说,每次我大伯回家,都是小汽车开到街口(那时是青石板路,一辆车走进去就堵死了)停下,3个挎盒子炮的卫兵跟在身后,大伯武装带马靴齐全地一路走过,在青石板铺就的小街留下一串威武荣耀的叮当,惹的街坊邻居纷纷在街沿伫立行注目礼,少数老辈对我大伯也是点头哈腰表示敬佩。满街人就看着我大伯迈着标准的军人步伐走到家门口,我爷爷早就得了通报也出门恭迎,我大伯会做出一个弯腰作揖的姿态,我爷爷总是抢上一步先弯下腰去扶住大相公,父子俩在众人无比羡慕交口称赞中,迈进我家门槛。一个贴身马弁会鱼贯跟随,留下2个卫兵一左一右笔直的把守住我家大门,隔开尾随看热闹的邻居小孩。

抗战胜利,爷爷多方托人打听老爷子下落, 只得到家中反叛的二相公投了八路,如今是死是活没一点准消息。

爷爷寻子无望,精神恍惚,一次半夜起床小解,不小心踩翻了楼板,一头栽到石板沿上,当场不省人事,用红参续命了好几天,还是归去了。

而就在同时,老爷子在部队接到跟随罗政委抢占东北的命令,成为 批渡海进入东三省的八路军。

到了东北,不久部队改称东北人民自治军,老爷子 次在总部见到了大名鼎鼎的林总。

此时老爷子直接归属罗政委领导,担任内部锄奸和总部首长的秘密保卫,穿军装的机会越来越少,上前线的指望彻底没有,要说内心的失望还是有一些的。

不过,不管是在自治军总部,还是在后来的民主联军司令部,再后来的四野司令部,时不时可以远距离看到林总独自慢步或伫立、静坐的身影,也让老爷子内心有一种说不出来的自豪感。

林罗首长

有一天罗政委招手把老爷子叫到了林总跟前,介绍说:这是你的湖北老乡,他家老头子是资本家,大哥是国民党,我却把他放到核心机关做保卫来了。

老爷子回忆说,当时心里紧张的不行,生怕林总一个挥手就把自己军装扒了赶回家做公子少爷去。

结果林总慢悠悠地来了一句:等你打回去,好好改造他们。

这句话老爷子身体力行不折不扣记了一辈子。

不久后,东北全境解放,老爷子随野司回到关内,又参加了平津作战、北平和谈以及接下来对傅作义旧部的甄别改造。

根据中央军委部署,四野大部队一天天向湖北老家挺进,整个野司内外都呈现出一种特别微妙的气氛。这个以湖北老乡为班底的战略机构,挟摧枯拉朽横扫千军之威,就要衣锦荣归了。

战事进行的十分顺利。年2月,老爷子被紧急从野司调往12兵团部,在兵团司令员肖劲光亲自安排下,先期进入武汉,和准备起义的国军张轸部接触,然后迎接解放大军接收武汉三镇。

那段时间,老爷子几乎天天连轴转,紧张繁忙的程度远远超过以往,就算在血战四平街最胶着罗政委有动用野司战斗人员打算的关键时刻,也没有他们刚刚进入大武汉初期那么让人喘不过气来。

老爷子在军管会负责清剿暗藏敌特的作战任务,每天被电话铃吵的吃不香睡不安,领导叫护士给他打了安眠针才能强迫他老实呆一会。

后来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老爷子又调过去依然是干老本行。

再后来组建武汉军区,老爷子正式脱离四野序列,但依然从事的是司令部内部保卫工作。

就在工作岗位确定后不久,经组织安排,老爷子和还在武昌幼师读书的我母亲走到了一起。

也就为了这门婚事,老爷子带着我妈妈和一个警卫员叔叔,时隔15年后,再次踏上了宜昌城的土地。

当时宜昌驻军也是四野遗留,其中有不少老红军、老八路,因为老爷子工作的关系,多少掌握一些他们的情况。

所以老爷子到宜昌后的头几天,竟然是叫警卫员叔叔带着我妈妈去见我婆婆,自己好几天没露面,警卫员叔叔几乎天天去那些老首长家里传话给他让他回家,他还是坚持把该探望的老首长老战友都拜访完了才回家见分别了将近20年的老娘。

虽然老爷子当时职位也是正团级上校军衔,但因为特殊工作性质的原因,他除了在大院里出操、开大会穿军装以外,外出或处理公务基本上都是便衣打扮。

回到宜昌老家,因为大哥解放时在宋希濂部做到了挂中校衔的少校军需官(肥差),被定性为历史反革命。好在我大伯没有血债,且参加过抗日,政府只是把他押到劳改农场去改造,连刑都没有判。当然这其中有没有看在我老爷子革命功臣的份上,在政策范围内留了一些情面的元素,我也无法考证。

但地方党政军在对待我婆婆的光荣军属地位认定方面,那是 倒向我老爷子一边。

因为我爷爷死后,本就是穷户人家孩子的我婆婆,虽然跟着我爷爷做了些年的姨太太,但本质上并没有好逸恶劳和欺压下人的坏毛病,反而是经常和家里家外的帮工、佣女混在一起做家务。而我三叔更是在自家制药作坊做学徒,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挣工钱,解放后定成份是标准的工人!成为我们大家族除我老爷子革命军人身份外,最光荣的无产阶级先进分子。

就因为这两个革命儿子的关系,我婆婆摘掉了资本家姨太太的帽子,反而挂上了革命军属的牌匾。

终于,老爷子办完了要紧的事,在警卫员叔叔带路陪伴下,回到阔别16个年头的老家来了。

论地位,当年我大伯不过是个挂中校衔的国军少校(这一点我没有弄明白,清理阶级队伍时我亲眼见到过我大伯的委任状,清清楚楚写着少校参谋长。但实实在在,人民政府的处理文书上就是写的国民党中校,而且材料上的照片也是两杠两花的领章),但我家老爷子是正宗解放军的上校,官比他大哥大多了,回家却什么排场也没有,我婆婆也并没有迎出门外来。

母子见面的故事被我婆婆念叨了无数遍,我都听到耳朵起腻:你爸爸一进门,我还在屋里做针线,结果你小姑妈一声喊二哥,我张了一张拿脑壳去望,你爸爸噗通一下跪在了天井里……

“个天煞的,不声不响死无音信,我就当他死在了外头!现在当了共产党的大官儿,跑回来给老娘下跪,这是要把老娘送火上烤么?我顺手操了一把笤帚就砸到你爸爸脑壳上。”

这话,我婆婆晚年念叨了几百遍。

后来我出生了,妈妈只好休学在家带我。当时妈妈奶水特别丰富,我享用不完,老爷子让妈妈用吸奶器积攒起来送到司令部大院做绿化园艺和喂猪的工友家里。那个工友的老婆因为难产没有挺过来,孩子从小没有吃到一口母乳,后来一直吃我妈妈的奶水直到我断奶了差不多半年他才停止到我家来找“金妈”拿奶瓶子。

我断奶后,妈妈又回到幼师去读书,我则被交到大院托儿所,和院子里其他随军干部家属的孩子一起由保育员阿姨带着,既见不到老爷子,也见不到妈妈。

我们保育园的厨师有个红军爷爷,老人家特别慈爱,虽然有半片脸被子弹穿了个洞因为手术没有做好而凹陷了一个坑, 眼看到都吓的哇哇大哭,但他一点也不着急,总是变戏法的给我们弄出些好吃的好玩的把我们逗开心。

就是这个红军爷爷,把着我的手,一个字一个字的教我学会了人生 首歌:东方红。

我记忆中在我学会说话叫嬢嬢(阿姨)、爹爹、婆婆、叔叔这些词汇的时候,我没有叫过爸爸、老头(武汉人口头上对爸爸的代称)、老爹,也没有叫过妈妈、老娘。

但我知道有两个大人在见到我时,其他大人都会有一些不同。

如果是个偶尔单独带我出去过的“叔叔”来看我,旁人会特别告诉我“勒锅是你家老托,你老爹”或是北方口音的“你家老爷子来看你了,你也不叫声爸爸”;如果是那个隔几个月才来看我一次,总是给我带好吃的东西还有玩具、新衣服的漂亮嬢嬢,虽然她自己和我老师都是要我叫她嬢嬢,和别的嬢嬢在叫法上没有任何不同,但我能感觉到所有人都对那个特定的嬢嬢不一样,只要她一出现,大家都总是让我单独和她呆在一起,而且更奇怪的是这个嬢嬢偶尔也和那个被称为“我家老爷子”的叔叔一起把我领出去上街。

长大后我才明白,我家老爷子是个以部队为家以执行战斗任务为生的革命军人。他即便做了父亲,也没有一丝一毫放松自己的革命工作,一心扑在新中国建设之初各种繁忙的清剿敌特、甄别阶级队伍、反渗透反破坏的隐秘战线,我这个亲儿子则完全交给了组织,他 相信组织一定会好好培养我这个革命接班人。

而我妈妈,则是因为自己还在武昌幼师读书,是隐瞒了已婚身份的在校中专学生,她害怕被同学老师知道这个真实身份,因此一直对外界介绍说我是她哥哥的儿子。至于那个哥哥,本身就是神出鬼没在军区大院内部都是一个缥缈虚影一般的存在,所以多年来也一直没有穿帮。

大约是年或是年之间,我曾经短暂拥有过一个妹妹,那段时间我是经常和“嬢嬢”一起住在自家小楼里,我家老爷子一如往常的基本上不在家,或者半夜回来过等我早上醒来又已经不见踪影。然后就是“嬢嬢”一直抱着一个肉坨坨红彤彤的小孩,说是我妹妹。

那几个月是我有记忆以来最开心最不一样的日子,因为嬢嬢对我比保育老师细心周到太多了,而且家里条件也确实比集体生活的保育园要更舒适,而且还有个肉坨坨的小妹妹。

然而好景不长,具体是几个月已经完全记不清,嬢嬢把妹妹抱走了,我家老爷子也突然回来了,医院。大约熬了半宿,我睡着了再醒来,就听说妹妹没有了,一种叫猩红热的疾病一下子夺去了我妹妹的生命。

妹妹的出现和消失改变了我的生活。从此我再也没有回到保育园,而是和嬢嬢住了几个月后,随着嬢嬢考取大学再次离家去读书,我就独自在家和我家老爷子、还有一个警卫员叔叔一起生活到上小学。

在警卫员叔叔的不断教育和提醒下,我才慢慢明白,我家老爷子,就是我父亲,是那个别人家孩子叫着爸爸、老爹、老头的那个人。而那个漂亮嬢嬢,就是我妈妈。

我那个当时还叫嬢嬢的妈妈去上大学后,我就再也没有去军区保育园入托,而是回到了被称作家的一栋小洋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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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小洋楼算二层半或者三层吧,属于两个单元联体小楼,我家老爷子、另加最少保持有一个人的警卫员叔叔和我只占了其中一个单元,另一边住的是一位红军干部一大家人。

自从我知道我家老爷子就是我爸爸以后,那种陌生感还是一直存在,甚至总感觉叔叔比他对我要亲,也对我要好,而且陪我的时候也要多很多。

老爷子按级别应该不能配备专车,但因为工作性质特殊,他有一辆挂民用牌照的进口小卧车(那时我没有品牌概念,现在也想不起来是什么车)。

那辆车我平生就坐过一次,而且还是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

5、60年代,卫生条件是真不好,传染病、流行病十分普遍。除了我妹妹不幸染上猩红热因抢救不及时而夭折,不久后我也感染上急性黄疸型肝炎。

那天老爷子在司令部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警卫员叔叔无法联络他,而我发病非常急,好像是一下子已经栽倒在地上昏迷过去了。

警卫员叔叔当机立断,打电话叫来了小卧车,医院。

大夫后来说,再晚来10分钟,可能就没我了。

然而,我家老爷子事后却主动用毛笔写了检讨书,贴在我们院子大食堂的墙上,还去行政办主动上缴了几毛钱的汽油费。

这还都是小事,更让我不理解的,老爷子严厉批评了那位救了我命的警卫员叔叔,而且半年后竟然把人家下放到连队去了。

我感觉这个老爷子简直不如叔叔一半亲。

有一年春节前夕,我婆婆要来看我,事先写了信,确定了行程和时间,让老爷子准备接站。

这一次老爷子表现不错,提前请好了假,带着一个叔叔和我,一起坐电车过汉口去接我婆婆他老娘。

婆婆是光绪年间的女人,小脚尖尖,根本走不了几步路,但老爷子依然拒绝了叔叔开车去接的建议,我是很不明白那怎样把我婆婆弄到水果湖来。

事情果然不出预料,婆婆出了车站走不多远,还没到电车站,就明显跟不上我们的脚步了。

我以为要叫个人力三轮来拉我们,但老爷子一挥手制止了叔叔和我叫车的企图,自己蹲下身,把我婆婆他老娘托在了自己背上。

虽然老爷子和叔叔都是穿的便服,但叔叔的身板和气质明显是个公家人,老爷子再怎么淳朴也不像山里的农民,我们四个如此这般走在汉口的大街上,即便是那个年代,还是不够协调的。

叔叔想接过我婆婆他来背,老爷子根本不理睬,一口气背到一家馆子前才放下。

当时的情形是馆子里挤满了人,拿钱买了筹码然后等食物出来后,食客端着食物坐在四方桌子上吃,身后至少有3、4个等待抢残汤剩水充饥的“叫花子”,所以店堂里总是挤满了人。

我们叫了4碗三鲜面,在周围都是等着抢残汤剩水的饥民围观下,四个人风卷残云般的把面条捞干的吃下了肚,面汤全部给身后等不及的饥民抢过去喝了。

吃完面,距离公交站已经不远,婆婆也拒绝了老爷子再背,我们几经折腾,总算回到了院子里。

那个时候,我真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父爱这一说。

年,老爷子接到命令,去湖北长阳县搞社教。

命令下来的太突然,头天通知,第二天就派了车颠颠簸簸把我们送到了大山里。

天黑透了才到,我早睡熟了。醒来后,我感觉满鼻子的烟火和草粪气味,四周几乎看不到任何光亮,没有了熟悉的电灯,也没有了家里熟悉的那种温暖和安全的感觉。

警卫员叔叔本来在打鼾,我醒了后,就好像谁按了电铃,他一下子就弹了起来,“吧嗒”一下扯开了电灯泡,像尿一样黄的光扩散开来。

我要撒尿,但叔叔却没有带我去厕所,也没有给我尿盆子,而是直接在门外空地上对着一颗树干解决了。

老爷子还在县委开会,整个院子就他们那间屋子和我刚才睡觉的地方亮着灯,其他都是黑糊糊的,空气里混合了大粪猪粪牛粪的臭臭和草木的芳香,深吸一口也感觉特别舒畅。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就被叫起来吃早饭,一碗玉米糊,一个烤洋芋,一碟炒鸡蛋(后来才知道这个鸡蛋还是县妇联主任从家里专门给我拿来的,大人们都只有闻香的份)。

我吃了半个土豆,喝了大半碗玉米糊,鸡蛋我也留了一些要叔叔吃,但叔叔尝都没尝就端走了。

后来换了大马车,走在歪歪斜斜的石板小街上,我才看清这是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小城,一边是绿的令人发指的清江河,河对岸的青山和小城贴着的山坡比赛似的直插云空,就好比我在武汉夹在两幢高楼之间一样,除了头顶有一条天,四周全部被大山挡住了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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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城(其实就是半山坡钉了三几条小街),开始还是碎石子的公路,后来就是土路,再后来连马车也卸了,留了一匹马,由我和一些行李还有两支前面有许多孔的冲锋枪以及弹药箱共享。

记得只爬了一座山,就到了中午开饭的时候,大人们都是一颗烤苞谷两只烤洋芋,用随身的茶缸舀路边的山泉吃的津津有味。

我吃不下,嚷着要吃米饭。

老爷子没空理我,警卫员叔叔也拿我没办法,为难之际,有个背步枪的民兵叔叔给了我一块烤红薯,我勉强吃了。

晚上是在深山里一个社员家宿营。

晚饭一上来,我又不开心了。

苞谷,苞谷面,一团黑黢黢的酸野菜,几个干辣椒。

主人家有四个孩子, 的姐姐十几岁了,另三个只有一个比我小一点,他们吃的那叫一个香。

但我还是吃不下。我要吃米饭,吃花卷馒头油条。

姐姐感到很迷茫,我要的这些她是 次听说,深山老林里谁也没见过。

老爷子强迫我喝了一点苞谷糊糊,吩咐老乡安排我洗脚睡觉,自己带着警卫员和三个背长枪的民兵打着火把走了。

这家人看上去穷的不行,几乎没有像样的家具。房子是真多,一长排加两个拐,正屋还有二楼。

主人安排我跟那个大姐姐上楼去睡,大姐姐很开心,连拽带拖把我弄上了空中的架子。

大姐姐关好房门就给我脱衣服,脱到短裤时我感到害羞不想脱,大姐姐不容商量一把给我脱了个精光。

接下来奇迹发生了,大姐姐吹灭了 灯,借着亮瓦透过来的微弱月光,我看见她也脱了个精光,还仔仔细细把褂子、衬衣、半截汗衫、长裤子、短裤子都叠起来房到书桌上,然后一掀被子钻了进来。

我吓的一骨碌爬了起来,大姐姐莫名其妙的看着我,一只手遮胸坐起来,一把拉住我不让我下床。

后来我才知道,大姐姐在这个家里 拥有棉花垫子以及洋花布床单和被子,如果不是因为照顾我这个大城市来的贵客,其他任何男人包括她爷爷大爹弟弟都没有可能进她的闺房睡她的床。

尽管我觉得床不够软和,被子有点重,枕头硬的像砖,但毕竟睡意来了啥也挡不住,别别扭扭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等到半夜醒来又吓了一跳,旁边怎么紧贴着一片光滑温暖,一支胳膊还把我紧紧抱着,我要起身还起不了。

我想推开她,但根本推不动,七扭八扭,我感到抓住姐姐的胸,一刹那间有回到幼时吃奶的感觉,先前那种光身子和女孩子睡觉的别扭烟消云散,我挤在姐姐怀里又睡着了。

迷迷糊糊中,一股浓郁的米香窜进了我的鼻子,一下子我的肚子轰隆轰隆火车飞跑,我从睡梦中惊醒,真真切切闻到了久违(其实不到两天)的米饭的味道。

原来,昨夜老爷子连夜赶回几十里外的县城,通过各种关系,给我搜集到了一小袋大米(此刻我鼻子发酸……)……

后来我知道,这一小袋大米,老爷子强行留下了10元人民币。这在当时,几乎可以买完半条街的副食。

,我们的社教工作组到达了一个叫乐园的山村,由于时不时还有国民党残兵出现,我们出门都要荷枪实弹,晚上更是打地铺直接睡在苞谷杆子上。

在疲劳至极忍着咯骨的酸痛沉沉睡去之际,我才真正为失去大姐姐温润的怀抱而感到了莫名的失落。

但同时,每到吃饭时间,我一粒一粒数着饭粒就着各种野菜夹杂着洋芋片红薯条胡豆高粱面艰难下咽时,被周遭大人看着我的碗口水汹涌狼吞虎咽的那种情形所震撼。我是真的要把我碗里可怜的几粒米扒拉给那些叔叔们,虽然每次都是以我的失败告终,却在我童年记忆里留下了永生难忘的温暖。

那一刻,父亲,这个庄严神圣的符号,突然一下子完全占据了我的脑海。

怀念那个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贫穷而干净的年代。

向一切为了新中国和今天的生活而贡献了毕生的前辈致以最真诚而崇高的敬意!

爸爸,我想你……

社教回来后,生活又恢复了平淡,对我的存在老爷子又是那副事不关己的模样。

但我已经学会自己找乐,给平静的童年增加一些有趣的涟漪。

那时候住在大院里,经常有些惊人的发现和惊人的操作。

首先是在饭堂打饭经常看到被叫着司令员副司令员的军人也是自己拿着大号的搪瓷碗排队打饭,感觉伙房兵给他打的菜要比我们多一点,但经常也看见他一打出来就走到军人中间把自己碗里的菜往一些大个子的碗里拨;还有一次我正和警卫员叔叔吃饭,突然另外一边响起热烈的掌声,所有人都放下饭碗起立鼓掌,很快被首长挥手压了下来,大家又各自坐下来吃饭。

我好奇的问叔叔,他告诉我说杨司令今天过来吃饭。那时候我已经把《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差不多翻烂了,杨成武杨得志杨勇的名字耳熟能详,于是马上打听是哪一位,想不到竟然是杨得志!

我大舅就是 参战回来的,杨得志当时就是他们 的司令员,经常听我大舅讲到他,这个打败过美国鬼子的司令员一直在我心中有特殊的地位。

我借故绕到他们吃饭的那一桌溜了一圈。

后来听警卫员叔叔说那一桌除了杨司令,还有陈司令、曾司令等一大批在书上读到过名字的显赫战将,就这样普普通通的坐在那里吃着和我们一样的饭菜,感觉很震撼的。

就在这年夏天,我有幸 次把子弹的底火击发将弹头射向目标。

要说也是沾司令员的光,说是枪瘾犯了,加上内部拿了一批新研发出来的63式,叫上几个老部下去打枪,我家老爷子在列,我也理所当然一起去了。

次近距离遭受枪药的熏陶,最开初被那巨大爆裂的枪声震的不由自主的要捂耳朵,没几轮后也就麻木了,反而跃跃欲试也想过一把枪瘾。

警卫员叔叔最了解我的心情,他和一个挥旗子的首长对我指指点点说了几句,立刻兴冲冲跑回来说首长让我打一轮。

在警卫员叔叔手把手的辅导下,我像模像样的从预备用枪口令开始,卧倒,装弹,出枪,瞄准,击发,10发子弹很快打完了。

老爷子知道我在打枪,也从 射击场那边跑到我身后督战。

你根本想不到, 我的成绩还真不丢人,59环,只有一枪脱靶!那时我站直了也没有带刺刀的三八步枪高!

作为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 次用枪,这个环数其实够一鸣惊人,在场的军人都表示有前途。

可我非常懊恼,59对学生来说就是不及格的耻辱,我耍赖皮要求再给我打10枪。

没想到我老爷子满口答应,还自己也趴我身边亲自指导。

这一次我没有了 轮射击时的激动和紧张,瞄准击发已经非常沉稳,刚打完还没等报靶,挥小旗的首长就已经跑过来给了我一个熊抱。

靶场上空的空气比部队考核时还紧张,大家安静的等着报靶员清点。

成绩出来了,竟然2个10环、4个9环、3个8环、1个7环!上了 射手等级!

在大家鼓动下,我再一次抓起了那支六三式自动步枪,最终打出89环的优异成绩,在一片绿军装红领章的欢呼声中,结束了我平生 次的实弹射击。

当时还没有装备部队的63式自动步枪

很快,社会主义文化革命开始了。

又很快,社会主义文化革命改名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

院子里比外面平静,但作为小孩子,仍然可以感觉到有一股不同寻常的暗潮在涌动。

终于,有一天在外面街道两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栏中,看到了令人惊心动魄的内容,矛头直接对准司令员的内容,非常耸人听闻的内容。

虽然我是小孩子,虽然我耳濡目染一直对军队的高级干部崇敬有加,但我也同时知道大字报里面写的有很多事是真的!我们小孩子平时也会偷偷议论的!只是我们想不到怎么会闹到大街上?

有关这方面的往事这里不再展开了。

“”事件后不久,我们一家在老爷子原四野战友的帮助下,调回了宜昌老家。

这次搬家我才意识到,我们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没有任何一件家具是属于我们自己的私有财产。

当时我已经有了个快4岁的弟弟,妈妈作为“钢二司”的某个部门负责人根本顾不上我们兄弟俩,还是三叔从家里跑到武汉把我们接回的宜昌。当时的情形我历历在目,全部家当就是3个背包,两个大网兜,一个大木箱,一个铁桶,一些零碎杂物。

要说我最恋恋不舍的,是老爷子珍藏在家里的一支崭新的63式自动步枪(赠品)和曾经伴随他武工队员生涯被锯短了一截枪管的盒子枪。

因为搬家,两把枪都上交了。

回到老家,我弟弟交给了婆婆,我又开始独自行走在江湖上。

年,感谢在外通过大串联而建立了直通北京关系的妈妈,在她运作下,作为最小的红卫兵代表,我获得了进京参加国庆20周年大会的资格。

拿着盖着湖北省红代会红色大印的介绍信,我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满车厢都是穿绿军装的学生红卫兵,真正戴红星帽徽红领章的军人没几个,工人和农民也很少,大多数也是穿绿军装。

那时候介绍信就是流通币,坐车、吃饭、住宿,凭介绍信登个记就行。

年10月1日,我在招待所早早的被服务员叫醒,简单吃了早饭,每人还领了一份馒头花卷之类的干粮,大约6点左右就乘车进入了天安门广场。

7点不到,广场上的队伍就已经满满当当,大家各自在划定的区域里唱歌、跳舞、各种节目、背毛主席语录,总之是热闹非常。

上午九点,毛主席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整个广场的空气顿时爆发到了顶点,我们每个人都拼命的扯大了喉咙高喊毛主席万岁,好多女红卫兵都哭了,声音喊哑了,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停下来。

那一天还有阅兵,那是我这辈子看到的 的真正具有一往无前压倒一切气派的军队。

我在广场上跳啊喊啊唱啊蹦啊,完全不知道累。一直到晚上焰火晚会,毛主席再次出现在城楼上,把大家的情绪再次推到了 点。

此后一段时间,我们的生活真是充满了阳光。老爷子受命承担国防工程保卫工作,我们家在城里的办事处分了一套三居室的大房子,请了服务员阿姨,妈妈也调动工作回到了宜昌当了教师。

老爷子虽然还是一如既往地忙,但我们家收入应该算比较高,生活水准明显比我同学家里都要好。

岂料,年中秋后,形势急转直下,老爷子突然音讯全无,上级通知我们全家搬回了还在民主路的老房子。

我们在忐忑不安中差不多等待了一年,才见到了憔悴不堪身形瘦弱的老爷子。

虽然他走起路来,还是那副下操的架子,但很明显,内力已经散掉了。

老爷子病了,肺气肿,经常喘不上气,尽管我婆婆叫了家族懂医的亲戚,也动用了宜昌当地 望的老中医一起出手,但身体还是一天天塌了下去。

在我报名上山下乡后,临走前 一次和他的谈话中,他一字千钧的告诉我三件事:一,一辈子听毛主席的话,要为无产阶级翻身解放贡献自己全部力量;二,他和老首长 不会反对毛主席,不管历史做什么结论,他都要我保证确信这一点;三,美帝国主义已经打进来了,别看他们没有拿枪炮,但他们一定是来害我们的,我 不相信这是毛主席的意思。

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

年秋,那一天,当我在生产队收割秋粮的时候,公社特派员骑着一辆破自行车来把我叫上了田坎。从特派员脸上的神色里,我知道,我永远没有老爷子了……

泪……

完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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